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顺利解放。当时，曾被国民党称为“七路半”的傅作义，这位国军大将最终选择了投身人民的怀抱。消息传出后，晋系军阀头目、傅作义的旧上司阎锡山，心中五味杂陈，后悔当年为什么把傅作义放出山西。
一、阎锡山不待见傅作义
阎锡山之所以后悔放走傅作义，实际上是因为他自己。傅作义是山西运城人，而阎锡山用人讲究同乡优先，按理说，他应该重用傅作义，至少不会排挤他。但事实上，阎锡山虽然情感上重视同乡，但他心眼小，甚至有自己的鄙视链。阎锡山出生在山西五台，他最信任的将领也多来自五台，赵戴文、杨爱源、梁化之等人都是五台人。而对晋南的老乡，阎锡山却并不看好。
这段情节的根源，要追溯到阎锡山和晋南的姚以价的关系破裂。姚以价是晋南河津人，曾在辛亥革命中支持阎锡山，成为他的铁哥们。两人关系紧密，曾共同为山西的未来打拼，但由于意见分歧，特别是姚以价不服阎锡山的领导，两人最终决裂。阎锡山因此对晋南人心生忌惮，甚至说过晋南人不可信、不可靠。傅作义恰好是晋南人，最终被阎锡山排除在重要职位之外，尽管傅作义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在晋系军阀中声名显赫。
展开剩余75%阎锡山越是看不起傅作义，越感到忌惮，生怕他会夺了自己的权力。因此，阎锡山在人事安排上对傅作义处处压制。傅作义感到困惑，屡次向阎锡山表示忠诚。1928年，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，这让他一度脱离了阎锡山的掌控。蒋介石看到了机会，试图用钱财拉拢傅作义，诱使他倒向蒋系。但傅作义将这笔款项全数上交给阎锡山，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立场。尽管阎锡山表面上称赞傅作义为忠诚如关云长，但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增加。
二、傅作义几乎被架空成光杆司令
1931年，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省主席。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，包括今天的乌兰察布、包头和呼和浩特等地。尽管绥远省的民众稀少、经济落后，但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，因此阎锡山逐渐加强了对绥远的控制，蒋介石对其的关注逐渐减少。蒋介石想要削弱晋系势力，傅作义便成为了他重点拉拢的对象。在时任华北军政首脑张学良的推荐下，傅作义接替了蒋系的人物，成为绥远的第三任省主席。
傅作义在绥远做了几件大事：首先，清除土匪，保境安民；其次，治理乡村，发展农业；最后，修建水利，改善水土环境。这些措施为绥远带来了安定和发展，也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，傅作义生活朴素，军队作风灵活，士气高昂，甚至接纳了许多共产党员，帮助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，尤其是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，展现了与其他国军部队不同的战斗风格。
然而，阎锡山心中始终不安，担心傅作义越做越大，最终会脱离自己的控制。他派心腹王靖国前往绥远，视察傅作义的军政情况。王靖国回报说傅作义的表现很好，百姓赞扬，不能轻易更换。于是，阎锡山转而从军事上削弱傅作义的影响力，他找借口把傅作义的35军下属73师、72师的指挥权削减，尽量将傅作义的控制力削弱到最小。
三、傅作义“义”字当头：死守太原赢得尊重
傅作义虽然身处困境，但他一直坚持自己对阎锡山的忠诚，尤其是在1937年11月，日军开始入侵山西时。面对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节节败退，傅作义主动要求死守太原，承担起守卫的重任。阎锡山虽有些欣慰，甚至将已调走的101师归还傅作义，但他提出的“据城死守”的战略却让傅作义感到异常危险。
傅作义了解日军的兵力和装备优势，知道守卫太原很可能是自取灭亡。但他深知守城的意义在于拖延敌人进攻的时间，为其他地方的部队争取准备时间，而不仅仅是为了保住一座城。阎锡山的战略显得过于激进，甚至有些残忍，完全不顾部队的生命安全。对此，卫立煌和周恩来都劝傅作义考虑撤退，但傅作义坚持自己的职责，认为既然接到命令，就必须执行。
卫立煌还为傅作义留下了一份“相机撤退”的命令，确保他在形势危急时可以按需撤退，同时为他提供了有关战局的详细信息，以免他为死守太原而承担不必要的责任。傅作义深受感动，感受到来自这些人的关心和信任。
四、阎傅分手
然而，阎锡山并未理解傅作义的忠诚，太原失守后，他认为傅作义未能死守太原，名声有损，甚至怀疑傅作义将来可能与共产党接触。阎锡山急忙向蒋介石报告，要求撤去傅作义的职务。蒋介石却对此没有过多反应，反而看到了阎傅关系破裂的机会。
1938年冬，蒋介石在陕西召开军事会议，邀请傅作义参加。在会议中，蒋介石盛赞傅作义守卫太原的忠诚，并宣布傅作义重新担任绥远省主席，收回了阎锡山撤掉傅作义后的安排。傅作义重新掌握了绥远的局面，并继续推行自己的治水、农业发展政策，使绥远在抗战中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抗战能力。
阎锡山失去了对傅作义的控制，而傅作义则通过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重新崛起，最终成为华北的最高军事领导人，实力远超阎锡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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